2.评语。关于这种分析性的思维传统，恩格斯在谈到15～18世纪的自然科学时说：“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方面来逐个加以研究。”“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东西，而看作是静止的东西。”[41]虽然这里说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但古代的自然哲学就总体而言，何尝不是分析的呢？诚如卡普拉所指出的，西方人的特点是“理性”和“分析”的。
（二）语言性（概念性、逻辑性、演绎性、思辨性）维度
1.概述。古希腊人很早就把语言和逻辑、语言和哲学看作同一个对象。古希腊语在语言技术上非常发达，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柏拉图最先使用grammar（古希腊语意为“书写的技术”）一词。在他之前，词法和句法的使用已经存在。研究表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许多哲学和逻辑命题恰恰与古希腊语有关。他们常常通过更多地利用词素和增加语法形态的数量来达到他们组词配义、表述思想的目的。他们的语言技术（主要是指语法）为逻辑学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思维上，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以定义的方式确定词（概念）的内涵，并借助于逻辑推演的形式和规则，揭示所要证明的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公理化乃至部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其中，欧几里得几何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的方法体系。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体系加以抽象化和系统化，建立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对古代希腊和整个近代欧洲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定型”和“示范”作用。在近代，虽然以伽利略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数学的、逻辑的方法特别是基于演绎推理的科学方法仍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假说—演绎系统”被广泛地加以应用。进入20世纪，科学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和数学领域中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公理化运动，似乎是西方分析和语言传统的又一次勃兴，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逻辑（语言）—数学方法在科学思维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