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小学者，隶书而下，今姑舍弃不言。（若考汉事，则以汉碑印证，隶书乃极重要。）隶书以上，皆可名之为“古文字学”。古文字学，今可约析四类：一者契文（即甲骨文字），二者古文（即钟鼎文字），三者籀文（即大篆），四者篆文（即小篆）。契文自洹上发现以后，迭绎刘铁云（鹗）、王文敏（懿荣）、盛伯希（昱）、孙仲容（诒让）等收藏整理考释，然其学终未成立；成立此学者，终推罗叔言先生；而光大发挥之者，则先生也。与先生同时为此学者，如天津王襄，丹徒叶玉森，日人林泰辅，英人明义士，而精通博大，则无论何人，皆知其不及。罗氏之成《殷虚书契考释》，得力于先生之助为多；而先生在上海戬寿堂之所编次考释者，为数亦颇不鲜（有《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陆续刊印于仓圣明智大学之《艺术丛编》中。盖治商代史事，其史料除《尚书》中寥寥数篇《商书》及《史记·殷本记》一篇以外，将复何所取资？资之于彝器耶？则商代彝器，泰半羌无铭识；即有铭识，亦不过“父丁”“且乙”“”“作尊彝”三四字或六七字耳。（《积古斋钟鼎款识》、《庚午父乙鼎》三十字，《庚申父乙角》三十二字，目为商器；今视之，疑皆周器也。）故龟甲文字之出，不啻为汲冢之再逢。故考证殷史，其惟一泉源，即在龟契。而治龟甲文者，其目的除殷史外，亦别无所施。故先生之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