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进而论及乾隆十七年增兵一事是兵饷多寡的一大转机，而裁汰兵员则是当务之急。
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八十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借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曾国藩由此而论及裁军之后军队的训练方法，请皇帝亲自举行大阅兵：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芦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