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及英国哲学家时，也许有轻微的偏见，因为在德国时，我就留下了一种印象，除了休谟（Hume）可能是个例外，英国哲学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休谟唯一的重要性是因为康德曾经批判过他。我发现除了哲学家的身份，他们还是相当优秀的作家。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很伟大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他们肯定是充满好奇的人。我想，读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时，几乎没有人不被约翰·布里士尼斯（John Bullishness）粗鲁、直率的个性所吸引。当然，读贝克莱（Berkeley）的《对话录》（Dialogues）时，也没有人不被那位令人愉快的主教的魅力所折服。尽管康德确实可能把休谟的理论批得乱七八糟，但我还是认为，用比休谟更优雅、更文雅、更清晰的语言来书写哲学是不可能的。他们都用英文写过，洛克（Locke）也写过，学习行文风格而不去进一步研究它只能变得更糟。在开始写小说之前，我有时会把《老实人》（Candide）再读一遍，这样，我的脑海里就会形成清晰、优雅和机智的风格的试金石。我有一种想法，如果当今的英国哲学家们在开始写一部作品之前，能屈尊纡贵去读下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对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因为他们现在写的东西并不一定都不同凡响。也许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前辈要精妙得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发明的一些专业词汇，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当他们探讨所有思想者迫切关心的事情时，人们只能遗憾地发现，他们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表述得浅显直白，以使所有阅读的人都能够理解。他们告诉我，怀特海（Whitehead）教授是目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但在我看来，他并不总是尽力地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这不能说不是种遗憾。斯宾诺莎的一个很好的规则是，用一些词语来表明事物的本质，这些词语的惯常含义不应与他想赋予它们的含义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