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没有隐藏对克莱因女士研究成果的热忱赞同，也认可其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也不能确保她的每个结论和综述都无误。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无需我的任何论证。有些批评认为，她的作品是从精神分析严密的毫不妥协的洞察退入儿童心灵的最深处，确实如此，很想对所有这类批评加以解释。事实上，某些这类的批评会让我想起对弗洛伊德最初作品的形容：“牵强附会”，“偏颇”，“武断”这些词语，对我而言，听起来是同样的意思。然而，不管我的看法多么与事实相符，它都不是科学讨论中应有的考虑因素，对涉及的评论者也绝对不公平。他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认真研究的论点，除了克莱因女士之外，海曼医生、艾萨克斯女士、瑞维尔女士和其他人也确实正在这样做。无论如何，克莱因女士的一些更抽象的论述，在精神分析未来的理论框架中无疑会被修正。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她将弗洛伊德的哲学概念“死的冲动”按照字面意义应用在临床发现，我对这一点非常担忧。然而，我引用这个例子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因为她太忠实地追随弗洛伊德的观点而批评她。而更奇怪的是，一些维也纳的分析师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分歧。所有这些都表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化一直是生气勃勃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克莱因女士的工作正在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也很可能将会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