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査站，严厉搜査、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项主意，各地的稽査站就像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査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査站的二十多个稽査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大几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个震南公安稽査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我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像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不大一会儿工夫，冼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査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勤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像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冼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冼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冼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