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魏书·释老志》统计，在西元五四〇年时，北方佛寺到达三万所，僧尼有二百万，这真盛极一时了。但是避调役，逃罪罚，并不能说真心信仰的，恐占多数。那时北方佛寺营造之奢侈，以及像伊阙石窟、云冈石窟等雕像之糜费，从传统政治理论及社会秩序来看，佛法兴盛，有损无益，因此北方又继续经过几次道、佛冲突之后，终于佛、道两教全退处于次要的地位，实际政治领导权，始终仍为士族所操持，而传统的儒家精神终于复活，那是已在北周及隋、唐初期了。
南朝自东晋以后，佛教亦大盛。那时南方佛教的风尚，与北方颇不同。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拥护，颇想造成一种神权政治而没有成功。南方佛法则多由士大夫自由研习，他们多用纯哲学的探究，要想把佛教哲学来代替儒家思想，成为人生真理之新南针。他们大体都是居士而非出家的僧侣。因此北方佛教常带“政治性”，南方佛教则多带“哲学性”。北方佛教重在“外面的庄严”，南方佛教重在“内部的思索”。在这方面，南方佛教实较北方佛教为解放。当时南朝君主，如梁武帝，他的皈依佛教，亦纯为教义之真切向往，并不夹杂丝毫政治作用。但尊信佛法，到底要归重出世，或偏近庄老，不能做现实人生之指导。梁武帝因为一心崇佛，疏忽了实际政治，招致大乱，自身被困饿死，这是南方佛法进展一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