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统治下的宣传，动不动说，日本正在以全力灭亡中国，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不过是一种托辞。这种宣传，实在是不对的：第一，日本若要灭亡中国，则以全力继续作战便了，不必有所托辞；第二，三原则的提出，已历数年，自近卫声明以来，更明显的定为国策，全国舆论，已趋一致，何以见得是托辞？第三，中日两国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因利害冲突之故，势必至于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利害一致，冲突自然无从发生。这样的关系重大，如何可以说是托辞？第四，数年以来，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如今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先期待自己，然后期待他人，先责备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则进步必然较快，成功必然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过去的的纠纷得以解除，现在的战祸，得以结束及补偿，而将来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大道，也可以从此踏了上去。”
“然则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和议而强调继续抗战呢？我们必须知道，抗战以来，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民族，有所谓国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人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作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自然会回到他的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总而言之，共产党的罪恶，深于义和团，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一般，只能尽自己报国的心事，决不能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能补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