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帮助卢梭之前，休谟意识到这不是小事，于公于私都不能懈怠。虽尽力而为，却不能说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批评者察觉到，“肥胖的休谟自豪地向外界介绍卢梭，像是驯兽员，又像展览会的讲解员”[61]。自交往之始，休谟发觉卢梭性情敏感，“表面和蔼，心中却不高兴，他对社会的厌恶不是装样子，独处时也不快乐，他宁愿忍受落寞”。等卢梭去武通后，休谟又提到他的怪性情，“读书不多，没有足量的知识，却会感受，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敏感，但他从中得到的是痛苦，不是快乐”。[62]卢梭在武通安顿妥当，休谟希望就此结束口是心非的交往，“这个人中怪杰好不容易离开我们，我不期望得到他的友情，尽管他说若在伦敦或爱丁堡定居，每年会徒步来看我”[63]。
休谟陷入纠纷，混乱的舆论使之进退两难，就向朋友征求意见。布弗莱夫人对卢梭有所袒护，但她又宽慰休谟，说他不是告密者，“卢梭的言行不会伤及他的名誉”；她得知休谟执意要发表《告白》后十分不满，“卢梭的心已伤痕累累，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休谟的方式是对付敌人的”[64]。休谟没有改变初衷，只是在其中删去布弗莱夫人的名字。霍尔巴赫建议印行一部分，在朋友间辨明是非即可；伏尔泰不赞成出版，“那会有损于哲学的声誉”[65]。达朗贝尔前后有所摇摆，起初他担心公开文人的矛盾会引来讥讽，劝休谟三思。不久，他听休谟说卢梭指责他写了“那封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的信”，而在卢梭的《回忆录》里，他和休谟可能是主角，达朗贝尔转而赞同出版，“但要待其再次反击时”[66]。英国同胞的意见同样让休谟不知怎么办。沃波尔未公开道歉，但对自己的鲁莽有所愧疚，就允许休谟在《告白》中引用伪信，1766年7月26日却反对他的写作计划。亚当·斯密了解巴黎的舆论态势，他不同意公开，而是一笑置之，“三星期内，眼前这桩让您烦恼的小事会为人理解，您若努力揭发伪君子，不免打乱生活的平静”[67]。作为休谟和卢梭共同朋友的基斯也反对，他赞扬休谟乐于助人，又说卢梭不会忘恩负义，“他忍受的责骂多，身处这般境地的人，无论多么清白都没有澄清是非的力量”[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