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的第二个原则主张：制度结构要如此安排，至少要使在它之下的状况最差群体，和任一其他制度下状况最差的群体（不必是同一个群体）生活得一样好。罗尔斯论证说，如果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在进行正义原则的这一重要选择时遵循最大极小值策略，他们就将选择差别原则。我们在此所关心的，并不是罗尔斯描述的原初状态中的人是否将采用最大极小值策略，以及实际上选中罗尔斯所规定的特殊原则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原初状态中的个人会选择一个与其说是关注个人，不如说是关注群体的原则呢？最大极小值准则的采用，不是要使原初状态中的每个人都赞成最大限度地提高状况最差的个人的地位吗？确实，这一原则将把评价社会制度的问题还原为最不幸的受压迫者如何发展的问题。但通过关注群体（或代表性个人）而避开个人看来却是很特别的，按个人观点看这种动机是不恰当的。［13］[13]究竟哪些群体要得到恰当的考虑也是不清楚的；为什么不考虑抑郁病患者、酒鬼或瘫痪病人的群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