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对时局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晓庄学校关闭后，亡命日本的他看到日本工业发展的态势，认识到20世纪是“科学”的时代。他痛感中国自然科学教育的落后[100]。但是，他也认识到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101]。为了在必将到来的工业社会中生存，他将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定位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内容中“最重要的知识和技能”[102]。因此，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获得这些知识技能。陶行知再一次重新认识，将培养人民大众的“生活能力”进一步理解为培养人民大众“创造、建设、生产的能力”[103]。
于是，1931年春回国后，陶行知接受上海大报《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1880—1934年）[104]的资助，搞起了“科学下嫁”[105]运动。力图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他在上海租界内开设科学教育研究机构——“自然学园”，并创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普及科学教育。这所学校教授的课程有生物、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理、工艺、农艺、生理卫生、科学指导，共10个门类。陶行知还亲自执笔或主编了自然科学儿童读物100余种，编入《儿童科学丛书》，由儿童书局出版[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