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辗转来到波多黎各，希望这个地方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但结果，在波多黎各的日子，她最重要的一次采访，只是一家通讯社委托她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采访国内矛盾问题，连差旅费都没有给她报销。在以后的几年里，她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被人辞退，业内一些人士甚至尖锐地指责她根本不懂什么叫主持。
她又来到纽约的一家电台，但是很快被告知，她跟不上这个时代。是的，她又失业了，而且有一年多的时间无人问津。
再后来，她向一位国家广播公司的职员推介自己的节目策划，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但命运又和她开起了玩笑，那个人不久就离开了广播公司。她再向另一位职员推介，这位职员声称对此不感兴趣。她找到第三个人，这个人虽然愿意帮助她到这里工作，却不认可她的节目策划，而是让她负责一个相关政治的主题栏目。她对政治知之甚少，但是她不能继续做“无业游民”了，于是她开始“恶补”政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