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失去耐心的日方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并且限9日午后6时之前给出答复。第二天夜里，袁世凯召集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召开全体大会，陆军总长段祺瑞和陆军次长徐树铮也一起赴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当时段祺瑞的部队“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可见段祺瑞不仅是说一说，而是准备转化为行动。就段祺瑞的能力来说，调动部队或许不乏作秀之嫌，但无疑成为巩固他在北洋系中的地位的再次助力。而面对日方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的强硬口吻依然不改：“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倘若曹汝霖的记录有几分真实，那么段祺瑞说话的口吻已经不仅是强硬，对袁世凯来说，其中多少已经透出质问和责难的意味。
（二）
陆徵祥是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外交官之一，但伴随着这位外交官的只有一份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日谈判之前，他本来已经引咎离职，但面对“二十一条”这样棘手的事务，袁世凯只好再次请他出山与日本人周旋。在与日方代表讨价还价的五个月里，陆徵祥精疲力竭，5月25日，袁世凯最终妥协，与日方签订了《民四条约》，在签订条约之后，陆徵祥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三十年后，当陆徵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告诉去采访他的中国记者，“弱国无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