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记载是中国史学的胚胎的话，那么《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以及《逸周书》中的一些作品就是中国史学的萌芽了。后者同前者的不同，第一，是后者在记言、记事的形式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记言可表神情，记事顾及首尾，这是前者所少见的。第二，是后者所记几乎都是王朝的重大事件，前者如金文也有记王朝大事的，但不如后者这样直接、这样集中。第三，是后者在记时上不如前者丰富，前者是即时所为，后者或口口相传，或逐步写完，时间也变得模糊起来。第四，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即后者记事不仅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而且有明确的历史鉴戒思想。如《酒诰》写武王告诫康叔说，殷先哲王自成汤至于帝乙，上下“罔敢湎于酒”，故能昌盛；至纣王则“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它还引用古人的话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意谓“荒腆于酒”，就会失去人心，要经常想到民心这面镜子。如《召诰》反复讲到夏商兴废的历史，指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多士》讲殷商兴亡之故；《无逸》讲殷商统治者的勤与逸跟“享国”时间长短的关系，反复强调“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危险，特别肯定了殷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的历史地位；《君奭》、《多方》、《立政》也都讲到了夏、商的历史教训。西周统治者和史官们重视前朝得失兴衰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现实的鉴戒作用的思想，对后来的史学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