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政治黑暗腐败，盛极一时的西汉皇朝迅速走下坡路。但这时思想领域中的儒学统治却逐渐加强，今文经学泛滥，严重束缚了作家的精神。这一时期，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内容充斥散文，文章喜引经据典，一派学究气。作家总是在神怪迷信的掩盖下表达见解，匡时救弊。因袭模拟、刻意求深的风气也很盛行。这一时期的散文内容多为阐发经义、宣扬王道、讲论灾变、解说天意，其中虽不乏讽喻诤谏，但多不能击中要害，而且缺乏激情和气势，养成了一种自董仲舒开创以来的温柔敦厚的典重文风。这一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刘向、扬雄、褚少孙、贡禹、鲍宣、刘歆等人，尤以刘向、扬雄、刘歆最具代表性。
刘向是西汉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和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他还作有辞赋33篇，但绝大多数均已亡佚。他的散文包括奏议、叙录、杂著三大类，这些散文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也暴露出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
奏议是刘向论说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他的《谏营延陵过侈疏》针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疲弊，大规模修建陵墓进行规谏，文章反复征引史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以尧、舜、周公、孔子等圣君明臣主张薄葬和吴王阖闾、秦始皇等昏君厚葬而被掘的事例进行对比，说明有德者可以长久，无德者必定速亡的道理，极有说服力。接着又从正面叙述了营建陵墓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劝成帝改变计划。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在从容舒缓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匡救时弊的热忱。刘向的其他奏疏，如《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也都深沉淳厚，“言多痛切，发于至诚”[21]。但文中多讲阴阳灾变，有着浓重的神学意味，这是刘向的局限，同时也说明经学迷信在文化领域渗透之深。总之，刘向的奏议往往比较深刻具体地反映出一些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思想上也是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