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他说，“一位公爵总是个人物，一个名流，与他的学问和品行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间让我们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了这番话，而我对他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一个人天生就“微笑地面对远久的血统声明”，那么按常理来说，“血统”就毋庸置疑了。
然而，他对人的身份和财富特别感兴趣，我还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而我胆敢告诉他他不会发现这个人和别人有任何不同。
“但这毕竟是去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说。“而且这个的确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他会使那些靠继承别人财产的人黯然失色。”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去写有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去评论和批判了。他认为在这方面他还做不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用任何文艺评论的原则去批判；或者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天才般的写作技巧而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评论莎士比亚作品这方面的主题。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无比的称赞后，我告诉他对此我早有准备，我给他念了他曾写的十四行诗，唤起了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