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如此重视“历史”和“史学”的区别，极有道理，不弄清客观的历史同撰写的历史的区别和联系，便无从讨论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里程碑式的大文章，但文中并没有把客观的历史和撰述的历史加以区别，可谓一大缺憾。1924年，李守常（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起首两章，就论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4]按照李、周二人的说法，则中国史学史当是关于中国史学这一知识或学问的发展史。应当指出，李、周二人所作的论述，直到今天，都还是需要人们予以关注的。
其二，作者强调指出，“通史”应有明确的、独立自存的研究对象，认为：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梁任公先生于专史的对象，能明言之，而于通史的对象，则未能以一语道出。因此之故，乃不能抛弃习俗之见，仍不能不以通史为等于专史之和。……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自存。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者。[25]